王宝恩总是在跟时间较劲。好心人劝他“还忙什么呀,回家写字画画吧”,他却回答得颇有点愤愤然了:“80岁啦,时间多紧啊,快干正事吧!还有你写字画画的工夫?没有啦!”

　　旁人夸他“有活力”,他赶紧摆手:“是能胡说”,然后双手比划着,认真地自嘲:“我呀,年老昏庸、耳聋眼花啦,慢腾腾的老保守一个”……

　　“耳聋眼花”的王宝恩,名气已经越过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围墙,在全国乃至国际医学界传播开来。人们尊敬他,爱戴他,更像亲近自己的长辈那样喜欢他,因为,他不仅是引领友谊医院走向壮大的领军者,是运用中西医结合理论屡克国际医疗难题的攻坚手,更是一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、直率而体贴的性情中人。

　　改造不了的“个人英雄主义”

　　北京,某***英语培训中心的课堂上。一位戴着助听器、头发全白的“老学生”走了进来。一开课,这位老学生让所有人大吃一惊:他非但跟得上,而且每次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。可是几天后,这位“老学生”沉默了;又过几天,他敲开了该中心负责人的门。

　　“你们承诺个性化教学,能不能教我地道的美式英语?”

　　“老先生,您的水平都可以教我们的学员了,要学美式英语,看来只好去美国待两年啦。”

　　这位老先生,就是王宝恩。

　　谈到这事,他的研究生抢着爆料:“我经常跟王老师出国开会,他的英语发言让外国人直翘大拇指,我都不敢在他面前说英语呢!”王宝恩却急急地“辩白”:“不行不行,我那唐山味儿的英语得改了,不能让国际同行笑话咱中国人啊!”

　　用王宝恩的话说,他这叫“争强好胜”,叫改造不了的“个人英雄主义”。

　　自小,王宝恩就是学习上的英雄。升高中考试时,他只考了第三名,立时傻眼了,痛哭一场:“为什么落在别人后面?”他记住教训,愈发刻苦。后来学医六年,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,跟同班同学,如今的***儿科专家胡亚美院士轮流稳坐***把交椅。

　　大学时代,王宝恩幸遇严师——我国***医学家钟惠澜教授。钟惠澜的教学方式很特别,经常随堂拎一个学生上讲台分析病例,他在下面不断提问,“不把你问住了不让下台”。王宝恩常常成为这个“幸运”的学生。他的要强劲儿被激发起来了:“绝不能让老师问住”!于是,他晚上大开夜车,钻进一堆砖头厚的书本里拼命学习。有一次快下课了,被盘问了很久的王宝恩应对自如,正得意洋洋地准备下课,最后一个问题甩了过来:“你说配生理盐水,那么一汤匙的盐是几克?”他愣住了,后悔莫及:“怎么被问住了?这是最后一次!”之后,他与书本展开了一轮更为艰苦的较量……

　　1948年,王宝恩毕业了,成为北大医院一名踌躇满志的医生。不到一年,他被组织指派为北大医学院工会秘书长,开始了长达九年的“脱产搞运动”生涯。“我心里很着急:业务不能丢啊!”“个人英雄主义”又抬头了,于是,王宝恩白天忙着开会、作记录,晚上整理简报、总结汇报、为第二天的会议开筹备会,而等到大家都散去了,已近凌晨,他又捧起业务书认真研读。有时太困了,就先睡觉,半夜四点闹钟一响,准时爬起来接着看。仅在“肃反”那年,他就读完了一本最前沿的《胸前导联心电图》。

　　就这样不断挑战自我,王宝恩的专业知识日渐丰厚;得益于广泛的涉猎,他的知识面也颇为宽广。直至今天,医院里不管是内科、外科还是传染科,几乎每个科室有了疑难问题都来请教他,他“活字典”的美誉也自然而然地传开了。

　　“其实,不一定做常胜将军,但是一定要努力,求上进。从小学到现在,我没有放弃过上进之心,这也是我勉强跟上的原因。”王宝恩笑着说。

　　艰难岁月里与中医结缘

　　1963年3月18日,是西医王宝恩恋上中医的标志性日子。

　　那天,妇产科收治了一位妊娠8个月、腹腔感染的患者。主治医生按常规用了很多抗菌素,结果病人体温越来越高,诱发了伪膜性肠炎,每天二三十次海水一样的大便,不断呕吐,高烧、脱水,直至休克。

　　身为内科副主任的王宝恩急了：全力抢救!可是,怎么救?全院紧急大会诊,内、外、妇、儿四科束手无策。灵光一闪,王宝恩突然想到了闻名已久的老中医郗霈龄。郗老来了,仔细号脉之后说:“我开三付药,好的话,转危为安;不行,你们继续治。”三付药下去,病人情况大为好转,王宝恩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。此后,院里又陆续收治了16例伪膜性肠炎,在郗老的妙手下,全部脱离险境。

　　“真是叹为神奇啊!从那以后,我深深地折服了:中医不但治慢性病有一套,治急性病也拿手,应该学!”

　　病人治好了,郗老却多了一个“小学徒”。王宝恩一有时间就上门请教,在郗老的指导下看专业书,还请郗老去他的肝病门诊坐诊。郗老“望闻问切”,他就站在旁边细心地看;郗老开的方子,他从药房捧回来仔细揣摩……“分利清浊,养阴清化”,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深深地印在了王宝恩心里。

　　不久,“文革”开始了,王宝恩被下放到了偏远贫困的甘肃省庆阳县。“我们曾经满怀热情,把X光机拆了,用车推着翻山越岭,去一个结核病多发区给乡亲们检查身体。一查,发病率很高。我跟大队书记说,得买点儿药治一治,雷米封就行,几分钱一片。结果书记吓一跳:‘得200块钱?大队怎么出得起?’没办法,我想到了免费发中草药。”

　　西医离开化验室、核磁机寸步难行,中医却可以就地取材,从大山宽厚的怀抱里寻找资源。王宝恩学中医的心更迫切了。他在煤油灯下拟出配方,第二天就跟着赤脚医生进山采药。百部、黄精、败酱草……他采来各种草药,包成小纸包免费发给被病痛折磨的人们,并上门为老乡们看病。他还拜当地老中医、赤脚医生为师,踏遍了庆阳的沟沟坎坎,认识了几百味中草药,学会了一些灵验的偏方土法。一晃就是四年,他不但为当地无数百姓解除了病痛,而且每天接触中医中药,学养和经验日益丰实起来。

　　让世界认可中华医术

　　因为王宝恩,友谊医院迎来过很多棘手的病人。

　　2000年5月,一辆救护车从首都机场呼啸而来,直奔友谊医院第三病房。车上被抬下来的,是刚经历了22小时航程的我国赴荷兰留学生小伊。原来,小伊在荷兰发生了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,经抗生素和大量激素治疗后,仍未改善,院方只好准备做肠切除术,代之以人造肛门。这对年仅25岁的小伊来说是残酷的,更何况此类手术死亡率很高。“在国内,王宝恩他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效果很好,回国找王宝恩!”我国驻荷兰使馆邀请在荷兰进修的医生们多次研究,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王宝恩身上。

　　王宝恩义不容辞。整整132天,他为小伊做粪便常规,纠正电解质紊乱,静脉补充能量,进而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,并随时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。终于,小伊奇迹般地康复了!

　　消息传回荷兰,荷兰医生们也竖起了大拇指:中医,神奇!

　　为了让国际医学界认可这种“神奇”,王宝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。

　　早在“文革”后,重回科研岗位的王宝恩就感觉心里火烧火燎:坐诊一次可以救几个病人,作出一项研究则能挽救无数条性命!自己已年过五旬,“不要乱枪打鸟,要学会打靶”,应该选择几个好课题,抓紧时间搏一搏了!

　　结合中国实际,他很快认定了两个靶子:逆转肝纤维化和肝硬化,抢救重症感染多脏器衰竭。

　　这两条路都绝非鸟语花香的坦途。

　　拿重症感染来说,“开始谁都不相信,中医清热解毒多慢呀,比得上抗生素、手术刀吗?但中医有中医的优势。”王宝恩的尝试从最常见的退烧开始。能不能不使病人因脱水而休克,同时减少血液毒素?他想到了大黄。“按说大黄平时吃一钱两钱都得拉肚子,我们给他用一两到二两,很多人担心剂量太大,我说你得辩证地看问题,病人高烧不退,剂量自然得变,这叫‘理法方药’”。王宝恩带着研究生做动物实验,验证了自己的推断;临床应用以后,疗效出奇地好,“泻热汤”从此成了友谊医院重症病房的常备药。

　　经过一系列这样的实验,他提出了多脏衰分期诊断标准,总结出了四个主要中医征型及治疗原则和方剂,使多脏器功能不全的病死率由1985年前的50%下降至上世纪90年代的26.9%。

　　硬化的肝脏能再变软吗?过去,国内外医学界一致认为,硬化了的肝组织已经广泛结节,是不可能恢复原性状的;一旦肝硬化,无异于被判了无期徒刑。王宝恩却不信这个邪,他坚信,根据中医“气为血之帅,血为气之母”的传统观点,是能够应用中药抑制胶原细胞转录,从而逆转肝纤维化的。

　　无畏的王宝恩带领课题组逆风而上,开始了艰难的跋涉。在那间小小的地下室里,他们反复做动物实验,临床观察大量病例,一味味地筛选中药,调制配方。终于,1986年1月,以丹参、黄芪等十味中药提取液为主要成分的“861合剂”诞生了!经过250万付用药、100余名患者的肝脏穿刺病理检验证实,该合剂对早期肝硬化的逆转率达到75%-82%!

　　初战告捷,王宝恩的攻坚战仍在继续。“外国人的思路是很固定的;他们总是问我:你的药疗效很好,可究竟是什么成份在起作用?分子式怎么写?”王宝恩没有拿“中西医理路不同”去辩解,他明白,要想让中医药走向世界,就必须拿出科学的证明。

　　这一证明就是将近二十年。

　　几度辗转,数年艰辛,他带领完成了100例“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治疗研究”,并以治疗前后肝脏穿刺为标准,初步得出了国内外所承认的科学结论。目前,他还在为此马不停蹄地奔忙,令他欣慰的是,最后的成功已很有希望。“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,一定要把这个做出来,不然怎么向他老人家汇报呢!”王宝恩乐呵呵地打趣着。

　　风趣谦和的他也会拍桌子

　　75岁的张忱跟王宝恩共事近五十年了,退休后做他的秘书。在她看来,年轻人们最怕老先生拍桌子。

　　一天中午,张忱接到一个“紧急电话”:“今天王院长拍桌子啦,很生气,您一定要劝劝他!”赶去一问,原来,王宝恩照例查房,看到某医生接诊病人很不仔细,病历潦草,当即气得拍桌子:“怎么这么管病人?你们还为人民服务呢,为什么服务啊?”

　　1994年夏天,王宝恩接到上级命令,赶赴兄弟医院参加紧急会诊。他赶到现场一看,原来是一位大学生,在军训中突发中毒性痢疾,生命垂危。当时该医院的医疗条件不够完善,王宝恩二话不说,立即要求将病人转到友谊医院抢救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有的同事皱眉了:“上级盯着的病人,抢救不好责任谁负?不是让医院担风险吗?”王宝恩脸色铁青,“啪”地拍起了桌子:“人命重要还是名誉重要?立即抢救,有什么后果,算我头上!”

　　靠这一次次地拍桌子,王宝恩把医生的责任“拍”进了全院医护人员的心里,也把严谨负责的科研态度“拍”进了学生们心里——“跟王院长看病人、搞研究,决不能马虎,更不能造假”。

　　不拍桌子时的王宝恩,却是出了名的和善谦让,甚至不懂怎么拒绝别人。今年6月8日,他因糖尿病住院检查,南京有个10日召开的会议力邀他去。他不忍心驳人家面子,咬牙去了,两天后回来,因飞机误点被困在机场4个小时,还挺乐呵:“我这次去不累,人家没有要我讲什么东西,就是去‘捧场’。我往那里一坐,听听大伙有什么好的信息,挺好的。”

　　张忱提起这类事就无奈:“他总是笑眯眯地,院里家属、卫生员等等,全都愿意找他看病,他也总是‘好好好’,回来拿个小本从日程里挤时间。看他太累了,我只好当‘恶人’,瞒着他替他挡驾。”

　　王宝恩还很会替人解围。有时,他让张忱帮他找点资料,张忱一时找不到,自责、着急,他却不责怪,笑眯眯地说:“我以为只有我老糊涂了找不到东西,原来你们也会呀。”

　　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,师从王宝恩已逾十年。他很留恋在王老师“庇护”下的日子:“我们读书时很清贫,他比我们还着急,主动揽活,找来翻译医学文献的兼职给我们做;我们做实验要日本的试剂,人家不愿给,他放下身段几次去磨;我毕业了,爱人在外地,他跑东跑西帮我联系,给了我一个大惊喜……”

　　“我们有时怕他,怕他的认真严格;但我们更爱他,他的人格魅力挡不住啊”,贾继东由衷地说。

　　又红又专的老知识分子

　　王宝恩有个习惯,在工作案头放上学生的照片,尤其是那些留学未归的得意门生。贾继东一语道破天机:“他是在盼着他们学成回来,留在中国。”

　　数年前,贾继东被选送德国深造,因为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极高的评价,不断有喜讯传回国内。同事们见到喜滋滋的王宝恩,都说:“他怕是不会回来啦。”王宝恩总是一个字:“会”!转头却又担心,不断地与贾继东通信、通话,委婉地“动员”他。最终,贾继东回来了;面对别人的不解和惋惜,他朴实地说:“为了王老师不失望,我也得回来呀!”

　　其实,更打动学生们的,是王宝恩用自身树立的榜样。论出国定居的机会,他比谁都多——上世纪80年代,他应邀担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,周游讲学,收到了很多大学和医院的留用邀请;1989年,他身患严重的冠心病,美国一位老专家邀其去美国免费做心脏搭桥手术,那时国外对中国的诋毁满天飞,王宝恩不听,更不理会人家劝他留下来的好意,只留下一句“中国人怎么能不回中国”,就拖着病体回来了。一进教研室,他眼眶湿润了,也欣慰了——他临走前在黑板上随手写下的“月是故乡明”几个大字,被学生们精心地留着,始终没有擦掉……

　　“他是一个又红又专的老式知识分子。他对国家的爱已经上升成一种责任,遇到看不惯的现象总会很气愤,提意见也很直率,从不装老好人。”贾继东说。

　　即使在短短三小时的对谈中,我们也深感贾继东所言非虚。谈到年少时因为恨日本人,而公然躺在椅子上不听日语课;谈到现在部分影视作品格调低下,“怎么能这么影响青少年”;谈到因为“文革”对医生专业训练的冲击,24小时住院医生制成为历史,医生教育严格程度不够……老人的义愤,都是从胸口直喷出来的,深深地感染着每个人。

　　回顾一生,王宝恩是满足的;从医没有给他带来过“百万英镑”和“顶峰辉煌”,却给了他精神的高贵和心灵的坦荡——“我们在甘肃时提出了十六个字:全心全意,千方百计,争分夺秒,认真过细。我觉得这对我永远适用。虽然80岁了,只要全心全意、千方百计,也能做一点事。当然,这些事肯定得不了诺贝尔奖,但是你可以给人民一点益处,来回答你当初在党旗下的誓言。”